把100多年前国外所有关于中国的影像集合在一起，第一名的关键词大伙猜是什么？| 王溪 一席第524位讲者

王溪，英国伯顿大学摄影学博士。

它与我过去看到的所有的单张影像完全不一样。它是一个系统，是一个有温度的相册，像是非常细腻的一个人站在我面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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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拾碎片

王溪

大家好，我叫王溪。2010年我比较有幸拿到了英国国家媒体博物馆的全额奖学金，在英国伯顿大学和国家媒体博物馆攻读摄影学博士。

英国国家媒体博物馆有一个大型的馆藏。这个馆藏里面大概有几万张中国的影像，但是他们完全没有办法考证这些影像。因为大部分的地点与文字他们没有办法解读，所以他们设置了这个奖学金。

在英国博物馆的前半年，我的学业比较单调，天天在博物馆里面读书，看相关的物件。很快，我发现我所看到的东西实质上是老照片里面的九牛一毛，所以我决定要从英国其他的博物馆包括个人馆藏里面，收集更多的影像资料。同时我也不断地去收集中国的影像，这逐渐成为一种爱好。

从2010年到现在，我收集了大量的中国影像。起初，因为我的摄影背景和出身，大部分的影像我还是喜欢选比较好看的构图、比较经典的光影和比较“决定性的瞬间”画面。直到2011年，我在ebay网上发现了这本相册。

这个相册配了一本护照，主人叫葛德石。

葛德石是美国著名的地理学家，也是研究中国的著名地理学家。他在去世之前把自己所有的馆藏捐给了雪城大学。葛德石在1923年的时候曾经来过中国，他在做环球之旅，之后在中国待了将近9年的时间。他所有的影像都让我非常地痴迷。

这是当年他的护照上的中国签证页，所有的文字都是手写的。

1923年，葛德石从美国出发，这是他当时拍摄的最后一张美国的影像。

他曾经写过一本书，叫《中国地理学基础》，这也是中国地理学的最重要的一个开山之作。在《中国地理学基础》里他写道，来中国陆路有三种方法：一种方法是走滇缅路，一种方法是走丝绸之路，还有一种是西伯利亚铁路。

葛德石选择的是西伯利亚铁路直接来中国，穿越欧洲，最后到达中国内蒙古。

当时这个汽车是全世界第一款道奇汽车。

1924年，他到了北京，当时在北京的教会语言学校里面工作。这个画面里面最后一行，最左手边的那位就是葛德石先生。

在这里他也邂逅了爱情。第一行最右手边的那位女士就是他的太太，两个人携手一生。

葛德石这本相册，我拿到之后感觉非常吃惊，因为它与我过去看到的所有的单张影像完全不一样。它是一个系统，是一个有温度的相册，像是非常细腻的一个人站在我面前。

这是葛德石的婚礼。

他非常喜欢中国，甚至娶媳妇的时候还用的是中式的轿子。

如果大家有机会到雪城的话，他的房子是最好找的，因为他的别墅门口是两个红色的中国柱子。

这组影像很像是一个现实版的《丁丁历险记》。他在中国到处游走，也拍摄了很多历史性的瞬间，例如疑似张勋的葬礼。

在北京待了大概3年之后，他到了上海沪江大学，也是今天的上海理工大学。在这里面，你可以看到他的办公室大概的位置。

这是当时上海的外滩影像。

作为一个地理学家，他在中国考察时，除了云南和四川两省从未去过，剩下的几乎所有的省份他都有非常细致的考察，北到齐齐哈尔，南到广州。

齐齐哈尔

这是1928年的包头。

在这次旅行回程的时候，他遭遇了劫匪，被打得半死，但是依然没有放弃对中国考察的梦想。

这是宁夏，是非常珍贵的影像，因为关于宁夏的记录非常少见。

还有1920年代的内蒙古，

喇嘛在户外唱经，内蒙古

西藏，

藏羚羊

甘肃，

种小麦的梯田，甘肃

右下角这是兰州金刚桥，现在变化也不大。

这是1925年的陕西的影像。

这个考察未来可以给我提供一些线索，因为他的图片说明写着Yutaiho，ho应该是指河的意思，但是具体哪条河我们到现在都没有考证清楚。

可以看到，他当时拍摄的影像不单关注地理地貌，同时也关注了人文的很多画面。这是当时街边卖假古董的小贩，同样是Yutaiho这个地域。他自己还做了一张手工上色的影像，非常漂亮。

我拿到了葛德石的第一本相册和护照之后，非常痴迷。因此我买了他写的《中国地理学基础》，还有他写的一系列关于亚洲研究的书籍回来看。我觉得好像与他特别熟悉，所以我动用了我所有在英国和美国的影像中介朋友、大的收藏家的资源，去收集关于葛德石的一切东西。

大概在两年的时间内，我收藏了葛德石先生大概300多张底片，有3本相册。同时我收藏了他和他太太一生的护照，也收藏了大量的文档。

从这里你可以看到，葛德石从一个年轻人，慢慢变成了一个老人。

时间过得很快，但是影像能够留住时间，这也是摄影的一种魅力。

我刚才已经提到了，葛德石先生是一个极其热爱中国的人。在1950年麦卡锡主义风靡的时代，他跟美国总统直接进言，他说世界的未来在亚洲，亚洲的未来在中国，中国的未来在社会主义中国，而不在台湾。他希望美国总统能够考虑未来与社会主义中国建交。

然而就因为这些言论，他被无情地打成亲共分子。同时在他出版的《中国的地理基础》这本书里面，在他非常详细地考察了中国的地貌之后，他说到中国不可能成为钢铁大国，因为中国缺少铁矿石。

这是很科普的一句话，但是在大跃进时期，这话就变成了反动的词语。所以他在美国上了黑名单，在中国也上了黑名单。

《中国的地理基础》这本书出了中文版和英文版。

《中国的地理基础》英文版（左）和中文版（右）

我拿到中文版的时候，书里面没有任何的图片，但英文版里面有一段介绍——葛德石说他把所有的照片相册送到上海的商务印书馆，正要出版的时候，日军开始对上海进行侵略和轰炸，所有的视觉资料全部丢失了。

所以当我收藏到他的这本丢失的相册的时候，感觉到非常地激动。这相当于他在中国的最重要的一个视觉资料。

这样的影像在我的手里，未来肯定也还是要回归到雪城大学的馆藏里。很多时候做收藏，很多东西可能经过我们的手，可能被我们藏下来，但我们终究还是只是保管者。

2009年的时候，英国有一个研究中国影像的学者，叫Terry Bennett，他出版了一系列关于中国摄影史的研究。

这本书也把从这以后的中国摄影史、中国摄影收藏的研究和方向，变得极其高调了，同时大伙也把这三本书视为中国摄影史的圣经。

有很多人欢呼，也有很多人感觉到非常地沮丧。问题在哪？第一个，在这三本书里面，无论是中国摄影师还是西方摄影师，他们描述的地域、拍摄的地方，都是在各个大城市的租界里面。租界里面发生的影像能被看成中国摄影史吗？这是不正确的。

第二点，作为中国人，一定要知道在影像背后，在摄影师拍照的那一瞬间，他选取在画框里面的内容和他没有选取的内容，都很重要。摄影是可以撒谎的，摄影是主观的。这样有腔调的影像集合在一起，冠上中国摄影史这个题目，并不恰当。目前为止，它也是全世界关于中国影像的最好的工具书，但是它不能叫摄影史。

我在英国包括各大博物馆做了研究之后，在我的博士论文里面做了一个实验。因为之前是摄影师的背景，所以我每次看了影像之后，都会把我看到的所有的词，以关键词的方式去做梳理。

例如我在画面看到了一个宝塔，我就会写宝塔，同时会写更详细的一些说明。然而更惊奇的是，当我把所有的影像全部都集合在一起，第一名的关键词大伙猜是什么？

杀头。

这是1900年在香港九龙的亚正照相馆拍摄的。英国观察团在海边观察，观察什么呢？清政府斩首日本海盗。在关于中国的影像中，这张照片出现的频率最高，版本最多。有手工上色版的，有CTB卡片版的，有蛋白影像的，甚至到后期有银盐的。一直到30年代，媒体还会以此来描述中国，说杀头是第一位。

这是另一个版本的杀头，1966年威廉·桑德斯拍摄的上海的杀头影像。

这些人真的在杀头吗？不是。事实上是一个场景摆拍出来，摄影师拍完这些照片之后，以此去销售给当时来中国旅行的外国游客。

第二个关键词是什么词？帆船。

外国人可喜欢这个了，喜欢也可以理解，因为在他们那边没有。如果是像我这样的做影像研究的人，看到这个东西会很头疼。这没有任何的时间，没有任何的地点，只有船，你一口气看四年你会崩溃的。

第三个词就是宝塔。这个广州花塔当时被无数的摄影师拍摄过，这张是1880年代的。

我今天这个资料并不太完整，在花塔下面有一户人家，这户人家一开始还很兴旺，挂着门帘，门帘上写着竹报平安。一直到这个家衰败了，摄影师还在不停地在这个角度拍摄。

这些影像集合在一起，形成了最早的外国对中国的一种描述，也是一种腔调，这种腔调一直持续到现在。因此你们就可以理解，为什么国外媒体在视觉上有对中国的误解与误读。因为它的主观意象在那儿，而且它形成了一个圈子。

当这些影像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，任何后来到访者都会去追寻同样的角度拍同样的东西，所以这是非常可怕的。它可以强行地塑造关于你的一种描述，而你在这个过程里面无法作为，没有办法反抗。

在所有的影像研究当中，只有三种人群的影像是相对客观的。第一种是像葛德石这样的学者。他在任何的影像下面，即使是自己的私人相册上面，也会有非常详细的记录。数字、时间、地点，都非常清晰，因为这是他的学术的一部分。

葛德石相册里面的图说

第二种人是传教士。传教士到这儿来，他并没有想过要把自己的作品拍摄完之后卖出去，他所想的是我来这救你们。同时他的相机对他来讲，只是一个记录日常生活、周边生活的工具而已。

第三种就是对中国真正有了解的，长期在这儿工作和生活的外国人。他们的影像通过时间，可以看到有非常好的积累，有关于一个地区的有效的描述。

这是葛德石先生唯一一张没有图片的，No caption need，他调侃说这张不需要特别说明了。

如果把中国150年的摄影历史看成是一个故事的话，要讲故事就肯定要有一个开头。现在有好多人在翻译，好多人在找各种各样的摄影师整理影像资料。但如果没有一个开头，后面所有的动作都仿佛在一个大白纸上不停地点点，无序的点。你永远没有办法连成线，永远没有办法形成面，永远没有办法去呈现给别人看。

中国很大，各个省份、各个城市，肯定有第一个人带着相机做了最早的记录。在四年前我就有一个想法，希望能够用我的力量，用半生或者一生的时间，去完善中国摄影史最初的点。我希望从此以后，摄影史能够让后人接着梳理，能够完整各个地域的摄影史而形成中国的摄影史。这是一个非常宏大的目标。

在过去的几年里，我们收藏了全世界最早的北京、河北、上海、西藏、辽宁等等一系列的影像。我们最近也在尝试着把最早的贵州影像也带回中国。同时我也得到了很多投资人、很多朋友的帮助。影像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，凭一己之力是根本不可能的。

很多人可能会问，你有什么证据证明这些影像是最早的？因为我们和国际上各大博物馆的影像做了对比，同时也跟国际上关于中国影像的收藏家、研究学者做了沟通。当然如果未来有新的影像出现，这些起点肯定会被不断地推翻。也欢迎被推翻，这证明摄影史又进了一步。

1865年，一个澳大利亚摄影师沃森来到了宁波，之后在宁波待了49年。

1870年代的宁波

这就是我说的其中一个例子，长时间居住在一个地方的一个摄影师拍摄的影像。他做的影像也几乎是宁波最早期的记录，是我们知道的最早的关于宁波的影像。

1870年代的宁波

1866年，威廉·桑德斯也拍摄过一系列关于宁波的影像，他们俩的时间几乎是相似的。这是早期的宁波的天封塔和鼓楼。

天封塔，宁波，1870年代

鼓楼，宁波，1870年代

沃森在宁波做什么呢？大家可能知道洋枪队，他是华尔的左右手，华尔死掉之后他又是戈登的副手。最后他上位为洋枪队的队长，来维护当时外国人在宁波的秩序。这是他的工作，一直持续到1908年他在宁波去世。

当时宁波在镇海附近有一个小镇叫蟹浦，在蟹浦附近，50年代拆围城，80年代开始不断地填海。现在这些老房子和过去的影像在宁波已经找不到了。

宁波的天童寺，是对日本佛教影响非常大的一个寺庙。我去年在非常偶然的一次机会下，去天童寺做了一次考察。第一次到天童寺，我惊奇地发现，我和沃森到天童寺的时间是同一天，只不过我在149年之后。

天童寺的钟楼， 宁波，1867年

1903年，英国的摄影师约翰·克鲁格·怀特——当时是英军攻打西藏的一个指挥官——在西藏拍摄了一系列的影像。

他采用的工艺是铂金工艺。铂是可以感光的，铂金工艺是一种非常昂贵的摄影工艺，也是世界上影像可以保存时间最长的一种方式。

怀特先生当时拍摄的一系列影像目前在大英博物馆，据说全世界现存的只有三本，其中的一本我们已经拿回到国内来。这些影像也是全世界最早的关于西藏的影像。

这是当时中国官员与当地的喇嘛合影。

这是早期的布达拉宫。

另一位摄影师非常重要，叫菲利斯·比托，他是全世界第一个来到北京的摄影师。

菲利斯•比托（1832-1909）

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，菲利斯·比托跟随着徒夫·格兰特将军，他们从印度出发到达了中国。

当时全世界掌握全景摄影这门技术的大概有五位，比托是其中之一。现在大伙拍一个全景的影像，滑开手机一扫就OK了。那个年代你想拍这样的一张照片，需要非常多的工序，而且还冒着生命危险，因为其中的很多成分都是可燃的，大部分维多利亚时期的摄影师都是死于火灾。

当时比托拍摄这些影像的时候，他所有的曝光、感光、显影，所有的过程必须要在十分钟之内完成，而且拍摄的时候要严丝合缝，才能形成一张不错的影像。下面这两张，第一张是比托到达香港的时候拍的全景照片，第二张是香港现在的样子，是《南方都市报》记者胡可拍摄的影像。

全世界第一张关于北京的影像其实应该是这一张。

这是英法联军在进北京之前做休整的时候，比托拍摄的，构图非常地完美，用接片的方式拍摄了北京城墙的宏伟。

这是《北京条约》签署时的场景，恭亲王与英国签约代表额尔金两个人的合影。

比托拿出相机来，额尔金说，你给恭亲王拍一张照片。恭亲王面对相机的时候非常地恐惧，一个微波炉大小的箱子，前面长得像炮一样。因为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，第一张照片他就非常地拘谨，手提到了这儿，然后面对着镜头充满着恐惧。比托做完第一张照片之后给恭亲王看，第二张他就放松了很多。

这是大沽炮台，鸦片战争时候的影像。

这是天坛。

大部分摄影师都会选择站在祈年殿下面对着天坛拍，而比托跑到旁边的一个小土坡上，拍摄了画面里的屋檐，对应着祈年殿，形成了一种构图的对应感。而且前面的围墙，有非常好的框里有框的感觉，对画面进行了又一次分割，所以这张照片也非常地经典。

这是颐和园的琉璃塔，

世界上最早的北海。

 当时北京的清真寺，也是额尔金的司令部所在地。

比托的影像，我们花了很长的时间，最终是从英国把这套影像带回来。现在这套影像在谢子龙影像艺术中心，由谢子龙先生个人收藏。

有了一个起点之后，我们未来的人应该怎么做？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案例。当收藏完北京的第一组影像之后，我们开始不断地为北京摄影史加新的内容。

这位先生叫谢满禄，他是当时法国大使馆的参赞。因为当时没有大使，所以他一直在行使大使的权力。

谢满禄 （1849-1936）

他作为一个外交官，拍摄了很多的北京影像，同时出版了一本书叫作《我在北京的四年》。

《我在北京的四年：1880-1884》

我们现在收藏了他的483张关于中国的玻璃底版。这些影像拿回来之后，我们做了很多的研究，同时也找了很多的跨学科的研究员。

例如北京的圆明园研究专家刘阳。他在这里面发现了大概有22张圆明园的影像，这也是改写了圆明园影像的历史。

这是1880年代的北京大清门，这个位置就是现在的天安门广场。之前是有大清门的的城门，后来被拆除。

这是北京的城门，隐约地可以看到当时在下面的驼队。

这个观水法的屏风，之前被拆移到北京大学，后来又拆移回来，皇帝坐在这个位置上去观看对面的大水法。

圆明园的西洋楼，也是我们现在去圆明园能看到的为数不多的西洋建筑残迹。

这是疑似汇芳书院附近的园林，

圆明园的安佑宫，

圆明园的中式园林事实上比西式园林要大更多，然而在过去它经历了五劫，我们慢慢也会往下讲。

这也是当时濂溪乐处知过堂的一个旧景，也是全世界唯一一张关于这座纯木结构的影像，所以说它还原了过去的样貌。

我们知道圆明园，很多人都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错误的说法。历史老师讲课的时候，都讲八国联军进北京把圆明园烧毁了，后来发现这个是非常错误的，时间、年代和人都不对。

1860年的时候，英法联军进北京烧毁了圆明园，同时掠夺了圆明园，所以说我们把这两个过程称为金劫和火劫。在这之后，1900年八国联军进北京的时候，当时所有的守园的八旗子弟、八旗军队，全部都逃跑了，甚至他们有些人直接换上衣服化兵为匪，直接进入到圆明园里进行抢劫。在那次抢劫当中，主力是中国人，他们的破坏程度远远要超于之前的那次掠夺。

1860年的那次掠夺是闪电式的，迅速烧毁，迅速抢东西，但是基础建筑还都在。但是1900年那次之后，大量的木头、大量的景观全部都被破坏了，我们管它叫木劫。

再之后，一直到1970年代，周总理叫停圆明园开采之前，圆明园一直是个大石矿。它所有的奇石、所有的建筑，都是被用来弥补其他园林的损失，同时所有粉碎的石粉用来铺路基，这被称为圆明园的石劫。

还有一劫，是土劫。在当年革命的那个时期，大量的居民涌到这里，把所有的园林耕为良田，所以你再想恢复基本是不可能的事情了。所以说圆明园事实上除了火劫之外，还是有其他很多的劫难的。

这张最有意思，八国联军进北京。当地的居民认为法慧寺的琉璃塔上面的塔顶是一个大金块。所以当八国联军进北京的时候，当地的村民连夜用土炸药就把这个建筑给炸毁了。炸毁之后发现这个塔顶是一个铜块，不是金子。但这个建筑天圆地方，从此以后与我们绝缘。

圆明园法慧寺的琉璃塔，1860

 关于中国的影像记录，有别于我们刚才说的充满着腔调的寻找卖点的摄影师，还有另一个非常重要的群体，就是在那个年代由南满铁路株式会社做赞助的大量的日本摄影师，他们在中国拍摄了大量的影像。

因为日本人与中国人文化是同源，他们对中国非常非常了解。大量的影像拍摄者都是日本的汉学者，或者是日本的人类学家、地理学家，他们基本都会说中文。所以来到中国之后他们对中国进行了大量的考察，同时出版了一系列的画册，叫《亚东映画集》。

《亚东映画集》，1930年代 

这个画册是由英文、中文、日文三文组成，关注当时的中国的民俗，关注中国的服饰和不同的民族。

当然这个组织背后是满洲铁路，大家也知道它是很强的一个职能机构，同时也是一个间谍机构。这些摄影师拍摄的影像，采集是一方面，更多的是为未来服务。这一系列的影像，每一张都有非常详尽的说明。

营口的春节，

普陀山朝拜的人群，

当时祭祖的仪式，

承德的避暑山庄，

当时重庆的影像，

元宵节的时候大连的街头，

这近万张的影像，如果研究摄影史的话，我们不可跳过。

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组信息的补充。今年我们重点研究的一个摄影师是盖洛先生。威廉·盖洛，一个美国的探险家，1903年他第一次来到中国。他大概进行了四次考察，同时出版了一系列的影像和书籍。

这位就是盖洛先生，在他的旁边是当时的道台，也就相当于现在的市委书记，这是其他的常委们的合影。

盖洛先生写到，长沙是一个非常神奇的城市，在这个城市里面人们都充满着激情，不出意外的话这里将成为中国最好的城市，只要当地人不沾两样东西，威士忌和鸦片。长沙在那一个时期其实并不太好进入。

这是盖洛先生出版的一系列的书籍，《扬子江上的美国人》《中国十八省府》以及《长城》，《长城》是世界上第一本关于长城的学术著作。

这是当时长沙的群像，

任何人对着镜头都没有恐惧感，所以这是一个很神奇的地方。

这是街头的乞丐，

孩子，

长沙的城墙全景。

同时他也对云南和中国偏远地区做了大量的考证。

我在大概五年前收藏了一本盖洛先生写的书，当时在亚马逊网站上购买。买这本书是为了学习，作为一个参考书。但是一打开一看，这本书居然是vintage版，就是过去的老书。翻开之后居然有盖洛先生的签名，里面还夹了三四张照片，其实感觉特别神奇。

他对中国的描述应该是这个时期最为广泛的，所以我们在今年和博物馆的几位同仁一起去了美国，决定考察一下盖洛先生的影像的现状。我们联系到了历史学会，然后到了这个小城去对他进行考察，找到了当地的历史学会。

非常惊奇的是，我们发现在那个房间里面沉睡了3000多张底片，还有大概几万张照片。盖洛先生的影像一直存在那里，没有被发掘。所以我们今年的重点也是研究盖洛先生，同时把盖洛的影像以及他的书籍出版，也希望未来能够呈现出来更多的著作给大家。这是盖洛先生的老宅。

“天开海岳”是秦皇岛老龙头当地的一座碑上的碑文，盖洛先生也拍摄过这张影像，同时他也把这几个字刻在了自己家墙上。他非常地喜欢中国。

这张照片是葛德石先生在美国考察美国大峡谷的时候，他当时手指天空的一张照片。

这张照片挂在我的书房，也一直激励着我。我希望像他一样，能够对中国影像、对自己的初心坚持下去。

中国现在的摄影博物馆很多，但也有很多问题，基本上可以概括为两个：一个问题是资金不足，第二个问题是学术研究相对比较薄弱。这两个问题影响着摄影博物馆的发展。

9月16号我们在长沙成立了谢子龙影像艺术馆，得到了谢子龙先生大概一个亿的资金资助，也希望未来能够在长沙为中国的摄影史发声，能够在未来整理出我们自己的，属于中国的客观公正的摄影史。这也是我的一个梦想。

今天非常感谢大家，非常感谢一席这样的一个平台，也算是对我的过去7年的一个总结。

谢谢大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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